我国装备制造业存在诸多隐患 企业应聚集优势资源共谋发展

装备制造业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科技、军工保障等硬实力，其发展水平决定着各国现代化的进程。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运行进入中速增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效应初步显现，促进了装备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方面的问题也日渐显现，如果不能引起重视，或许会产生新的产业安全问题。

诸多隐患

随着新技术逐步在装备领域的应用和推广、发达国家推行先进制造业回流，我国装备制造业面临新的隐患。

目前，我国高端装备供给能力不足，核心部件依赖进口。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核心部件，如机器人的高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高性能控制器、传感器和末端执行器等五大关键零部件，增材制造的高光束质量激光器及光束整形系统，伺服电机高精度编码器，数控机床所用高效刀具均依赖进口。究其原因，是我国工业 “四基”薄弱，缺乏工业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工程机械高压柱塞马达、新型电力电子器件、MEMS等先进设计制造技术。

德国的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日本工业价值链均已出台三维参考架构，并开始积极向国际标准化组织申报顶级标准，如果我国智能制造业不加快标准建设，将继续缺乏标准国际话语权。在新兴技术方面，如增材制造，由于参与企业合作不足，尚未执行统一标准。此外，产品精度、可靠性和生产效率方面与进口产品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我国车床、铣床和磨床的单向重复定位精度基本在2.5μm；对于国际高端的1.6μm甚至1.0μm，尚处于研发阶段；质量方面，国产数控系统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为1万小时，而国际水平已达8万小时。

我国装备制造企业核心技术缺乏，专利数量不多。据欧洲专利局数据，通用设备领域，我国仅有89项，远低于日本890项、德国1278项和美国2229项；在电气设备及能源供应、仪器仪表和运输设备方面，日本、德国和美国的专利数均在千项以上，而我国才百项，差距较大。此外，由于专利申请量成为政绩考核重要指标，专利数量增多的同时，质量却不断下降，大部分为实用新型专利。

我国装备制造业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从经营管理层面来看，缺少具有预见力的领军人物以及高水平研发、市场开拓、财务管理等方面专门人才；从员工队伍层面来看，存在初级技工多、高级技工少，传统型技工多、现代型技工少，单一技能的技工多、复合型技工少的现象，影响产业技术实力的提升。

此外，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研发实力，加大对中国高校人才的培训投入，这种人才渗透战略不利于我国企业后继人才的发展，影响装备制造业产业安全。

同时，我国制造业两化融合水平低，智能制造存在短板。我国地区间、行业间以及企业之间信息化发展不平衡，一些企业已经进行智能化探索，但大量工厂仍处于工业2.0阶段。智能化的软硬件缺乏自主研发技术，高端传感器、操作系统、关键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在大数据推动数字和流程整合转型方面落后全球整体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智能制造的发展。

我国高档数控系统的研发和生产还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境况，如精度方面，我国数控系统可实现微米级精度插补，而发那科、三菱、西门子的数控系统均为纳米级插补或纳米级运算精度。全球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的主流工业软件由德国西门子公司、美国PTC公司和法国达索公司开发的，我国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处于劣势。

缺乏安全意识，对工业大数据保护不足。目前在我国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和高度强调工业网络信息安全的背景下，对传感器、激光器及其承载的数据安全问题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在美国、欧盟的两用物项管制清单中，都将 “传感器和激光器”单独列为一类，如美国有57种物项，欧盟有33种，而我国只按照核供应国的要求对4类物项 (光电倍增管、扫描相机及成像设备和技术、速度干涉仪)实施管制。

发达国家加大对我国的管制，影响我国国防军工产业安全。出口管制改革后，美国总体管制措施是放松的，但对中国歧视性做法及对华管制从未放松过，且有收紧的趋势，如已放松管制的卫星和相关产品仍不能被出口或再出口到中国或在中国发射。美国还对跨国公司在华分公司的最终用户及物项出口的最终用途实施监控，对其中国分公司出口、转口和国内转让物项实施监控，并接受美方人员的 “现场调查”。

相关建议

鉴于欧美管制清单中大量涉及装备制造业产品和技术，在中国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的背景下，敦促欧美有关部门放松管制显得尤为迫切。敦促国外放松管制可以让我国产业加快获得并掌握国外先进、前沿技术，促进我国产业快速发展。同时，利用国外企业和民间组织向政府施加压力，加快已商业化技术对华出口。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突破国防和社会经济安全的瓶颈制约，将标志性核心基础零部件 (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先进基础工艺作为升级突破点：建立功能部件发展联盟，攻克关键零部件技术并实现产业化，突破重点领域发展的基础性瓶颈；以国家基金的形式，促进液压件、轴承等功能部件的发展，在数控单元和传感器等跨行业技术领域，形成产业链上下游互融共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一体化组织新模式。

建立满足智能制造需求的多层次人力资源开发体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培养和造就具有较高素养的应用型工科人才，保留、恢复和发展与工业 “四基”对口的特色工科专业，将打造工业软件及其平台上升为国家战略。鼓励骨干企业、民企与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开展协同育人，培育具有 “工匠精神”的应用型人才，夯实智能制造的人才基础。

在传统设备的数字化改造中，充分认识到传感器对数据监测和传输的重要性，通过政府首购、订购和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国内创新产品。树立 “国产智能装备” “国产数控系统”以及 “国产工业软件”的 “三国”理念，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必须先采购国产工业软件和服务。

推进智能制造关键装备与核心软件的自主研发与产业化，提高价值链核心环节的掌控力。加大对智能制造软、硬件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突破制约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官、产、学、研、用合作和组建产业创新联盟，加快推进中国智能制造标准的制定，工业软件特别是智能制造操作系统的开发以及推广应用；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设备、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等关键技术装备，全面提升智能制造的产业化水平。

加大金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装备制造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支持力度，具体的金融政策包括，通过差别准备金、利率、再贷款、再贴现等，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装备制造企业的支持力度。

尽管我国装备企业在汽车制造、发电设备和通用机械等领域创造了一些品牌产品，但在国际市场上仍缺乏较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 “走出去”过程中，企业须树立负责任和受尊重的企业形象，不断接受和融入当地的民俗和文化；同时，国内优势企业应整合集聚知识产权和金融资源，减少内耗和恶性竞争，形成合力。